并不是所有的奴隶反叛都以暴力的形式，许多奴隶用诸如怠工，假装生病，借故违抗命令，毁坏工具、庄稼和牲畜等更被动的手段反抗他们的主人，以抗议他们的处境。

这里仍以最为成熟的民法领域为例，迄今为止具有代表性的体例有三种。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法典》也回应了中国之问，将中国的特殊经验纳入其中。

法教义学首先是一种建构法教义体系的方法纲要。如果说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典属于有形的法典，那么通过法典评注和判例研究所积累的教义学体系提供的就是无形的法典。不独东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亦有以干戈为创业之器，以法典为守成（中兴）之具的观念。中国《民法典》共有1260条，分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与一般的立法（单行法）过程相比，法典化具有更强烈的整体主义和公共性色彩：它在特定法律部门领域内，消除人的全部身份性差异，消除地区间的差异，瓦解分疏化的文化和习俗特色，而一体以统一国家之平等国民予以标记。

法学对于强大而公平的社会需求或经济需求，或许从来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抗拒。一方面，法官只有得到法典的授权，才能寻找习惯作为弥补制定法漏洞的替补性法源，并要对习惯的内容进行审查。他说：第一，要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严格地遵守宪法，这是宪法能不能执行的关键所在。

如一些研究主要是在宪法司法化或宪法的私法适用名义下处理相关问题。受教育权应该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获得民法保护，而作为框架性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可以提供这种通道，基本权利中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皆可通过民法上一般人格权得到侵权法的保护。[13]参见喻敏:《论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民事领域内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第103-107页。我国宪法学界在借鉴域外法治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并回应包括齐玉苓案、宪法司法化、民法典编纂等在内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于此领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3] 总地来说，私法的宪法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普遍性理由。[17]许崇德:《中国宪法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编纂对基本权利与私法研究的推进不止来自立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推动了民法学研究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并进一步追求教义学上的周密与方法论上的成熟，而在现代立宪主义的前提下，这种追求自然会产生对基本权利视角的要求。[40]对此，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宪法的私法适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在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事实上形成了劳动争议和人格侵权争议双轨并行的救济机制。[66]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

[30]参见张巍:《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不同，它涉及第三人的义务，如果在民法不完备的条件下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容易对第三人增加负担。[11]不过，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直接主张民事行为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尽管在论证上不无疑问，但却展现了在司法中直接适用宪法的立场。有学者从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法规定内容出发，明确宪法是公法，但并非不能调整私法关系。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并非现行宪法上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中，不乏学者主张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在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54]参见杨登杰:《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直接还是间接?》,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21] 宪法司法化问题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宪法实施、宪法监督问题的探讨，一些较早的研究将之定义为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应用宪法处理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22]。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原本针对国家公权力设计的基本权利规范是否应当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于私人，才成为问题。

[57]近来还有学者批判了这一批复的理论前提，即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而在民法层面，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存在空间极其狭窄，仅存在于信息处理关系中。为因应现实挑战，实现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从国家中心向社会中心的转型，应确立基本权利对社会权力的效力。其二是作为公法的宪法能否在私法领域适用的问题，有学者将之称为宪法私法化问题。而回归宪法的公法属性、对宪法客观价值辐射领域的范围进行限定、明确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具体条件类型，是避免法院任意援引宪法的有效途径。宪法司法化运动遭遇挫折后，平等权司法保护逐渐向反歧视诉讼的方向发展，并在此意义上介入私法。

相应地，基本权利私法效力是无从谈起的。[43]主张间接效力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在私法领域的直接适用缺乏理论支撑，直接效力可能使人们对宪法防止国家权力侵害的功能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我国尚未出现具有巨大社会权力的私人势力，因而缺乏宪法在私法上发挥直接效力的动力。

[7] 受到学术交流及法律继受关系的影响，在各种比较法资源中，对我国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而在此比较法知识的引介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起到了重要作用。摘要:  基本权利与私法议题在我国的发展以齐玉苓案为关键节点，但相关研究是以两条线索为背景的。

[40]参见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3年版,第40-45页。以齐玉苓案、宪法司法化、民法典编纂等议题为焦点，学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基本权利进入私法的方式与范围进行了探讨。

[3]Dawn Oliver and J?rg Fedtke,Comparative Analysis,in Dawn Oliver and J?rg Fedtke eds.,Human Rights and the Private Sphere:A Comparative Study,Routledge-Cavendish,2007,p.469. [4]Ibid.,pp.475-476. [5]Ibid.,p.478. [6]Ibid.,p.504. [7]Ibid.,p.477. [8]在探讨基本权利与私法问题的研究中,较多被援引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作品主要有: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对第三者效力之理论》,载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343页;法治斌:《私人关系与宪法保障》,载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64页;许宗力:《基本权利对国库行为之限制》,载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71页;苏永钦:《宪法权利的民法效力》,载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5-75页。[50] 还有学者进一步质疑了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学说的理论基础，认为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在法律适用、实践后果、理论逻辑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如果进一步探究公民违宪论的时代背景，可以追溯到现行宪法起草时和施行之初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70]这一观点事实上倾向于否认言论自由原则上具有私法效力，而只能在一方可视为公权力或社会公权力主体时适用于私法。

如有学者认为，既有研究未在概念层面精确界定何为直接效力、何为间接效力，因此需要进一步澄清。若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绝对否定的立场，则基本权利在个案层面介入私法就断无可能。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出现了不受国家统一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由单纯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为计划与市场、行政与经济手段的结合，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资源与机会的提供者。在操作公序良俗条款的过程中，司法者应首先适用基本权利保护型的下位法，在不存在下位法的情形下才基于其他基本权利保护的要求否定法律行为之效力。

[39]参见刘志刚:《宪法私法适用的法理分析》,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当然，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或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立场的批判，也不乏学者对基本权利私法效力持否定立场。

2008年《就业促进法》明确赋予公民在受到歧视时得诉请司法救济之权利。[29]该文以编年史的方式梳理了德国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关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学说、判例，且上溯至《德国基本法》制定以前及制定时的传统效力理论，大大开阔了学界的比较法视野。鉴于这种参照价值，一些研究旨在介绍、梳理或澄清国家行为理论的脉络，并尝试将之与第三人效力的范式进行对比。[48] 对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约束公权力，所需要的是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民事立法，而不是发展第三人效力。

德国学者卡纳里斯于1984年发表《基本权利与私法》一文后，又于1999年发表同名文章，在开篇明确指出人权进入私法已是国际趋势，并援引英国比较法学者马克西尼斯的说法，将之概括为私法宪法化(constitutionalism of private law)。[65]参见王锴:《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一)域外借鉴 如前所述，尽管我国绝大多数基本权利与私法相关研究是在参考比较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还有一些主要以比较法为对象的研究，旨在提供某种借鉴、参照。[46] 2.第三人效力的否定立场 在学界介绍、理解、反思第三人效力理论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立场，其中，有学者主张借鉴国家行为理论划清公私法界限，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进一步批判第三人效力学说的理论基础或现实意义。

[14]这种依靠人民保障权利、实施宪法的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是相当常见的。此外，直接效力并不排斥间接效力，宪法对第三人的间接效力是不言自明的。